《北满日报》5月12日社论：关于经济建设道路的讨论
随着《整风指南》在全解放区深入贯彻，随着党领导的各项建设事业稳步推进，北满大地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然而，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却听到了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噪音，它们或挥舞着“纯粹性”的大棒，或打着“彻底自由”的旗帜，都在试图干扰和动摇我们业已确定的正确路线。
来自莫斯科的某些“同志”，隔着数千里的冰天雪地，仅凭几纸电文和一些道听途说的片段，便迫不及待地给我们扣上了“放弃党的纯粹性”、“小资产阶级思想产物”的大帽子。而与此同时，我们队伍内部也出现了一些糊涂认识：有人看到新政权允许部分私商经营、允许手工业者在合作社框架内发展生产，便大惊小怪，以为“资本主义复辟”，主张一概禁绝；另一些人则走得更远，从反方向提出谬论，要求全面放开市场、放弃对经济的干预，甚至公然鼓吹“反对公有化”。这两种意见，看似南辕北辙，实则都有一个共同的病根——在思想方法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认识实践上脱离了北满解放区最紧迫的斗争现实。
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苏联《真理报》对我们的指责，不仅毫无事实根据，而且在理论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
其一，这种指责从根本上混淆了不同阶段革命任务的性质。北满解放区当前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包围和经济封锁下、工业基础几乎为零、大量人口刚刚摆脱封建奴役的地区。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高级形态，而是首先确保根据地能够生存下去、能够巩固住、能够积蓄力量最终驱逐侵略者。任何人，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忽视了这一基本现实，空谈什么“纯粹性”，都是在用教条代替分析，用口号代替政策。
其二，这种指责暴露出对“党的纯粹性”这一概念的严重曲解。什么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纯粹性”？是脱离群众、孤芳自赏的宗派主义吗？是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成分划清界限的关门主义吗？断然不是！列宁同志曾尖锐指出，企图在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在实践上行不通的冒险”。党的先进性，恰恰体现在它能够从现实出发，制定最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今天的北满，我们允许技术专家继续工作（其中不乏曾为满铁服务的日本侨民），允许守法商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保护中农的利益，争取开明士绅的中立或支持——这一切，都是为了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物质基础，这正是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把这种策略污蔑为“放弃纯粹性”，无异于主张党应当脱离群众，变成孤芳自赏的小宗派。
其三，必须指出，挥舞“纯粹性”大棒的人，往往忘记了自身的历史。当苏联处于更加困难的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商品经济存在、甚至向外国资本家租让企业的时候，难道也是“放弃纯粹性”吗？当苏联需要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交易换取机器设备的时候，难道也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吗？为什么同样性质的政策，在苏联是“列宁主义的英明退却”，到了北满就成了“背叛”？这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无法用理论来解释，只能用某种不愿明说的大国心态来解释——即，你们可以做的事，我们不可以做；你们走过的路，我们要重新走一遍就是“离经叛道”。
然而，在坚决驳斥来自北方的教条主义指责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手足内部的两种错误倾向保持高度警惕。
第一种倾向，是把私人和个体经济视作洪水猛兽的绝对排斥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往往出于纯粹的阶级感情和革命热情，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政策，热情不能取代分析。北满解放区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以公有经济包揽一切。偏远山村的铁匠铺、走街串巷的货郎担、夫妻经营的豆腐坊——消灭它们不仅做不到，即便做到了，也会给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整风运动中绥化地区的教训已经充分说明：当“宁左勿右”的简单化作法取代了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当查抄农书医书、迫害有技术专长的中农乃至富农被视为“革命彻底”，所造成的只会是生产力的破坏、技术知识的断层、以及群众对党的疑虑。革命的目的不是消灭小生产，而是要用合作化等渐进的、群众自愿接受的方式，把分散的小生产逐步引导到集体化的轨道上来。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需要条件，任何主观急躁，都会重复绥化的错误——自己人点着的火，烧了自己家的墙。
第二种倾向，则是从另一端发出的主张全面放开的论调。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借机鼓吹“反对公有化”，声称要将已经收归人民的油田、矿山、铁路重新交由私人经营。这种主张，已经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涉及政权性质的根本政治问题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代理人，企图从内部瓦解我们的根据地。当他们发现在战场上无法取胜时，便会使用经济渗透、思想腐蚀的手段。如果听任这种主张蔓延，放弃对经济命脉的掌控，就等于将革命的果实拱手让人。对于那些恶意鼓吹全面私有化、企图动摇公有制根基的言论，必须予以坚决斗争，直至揭露其政治面目。
那么，正确的道路究竟在哪里？
答案，就蕴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针对当前围绕经济建设路线产生的纷争，我们必须回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点上，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北满解放区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求生存求解放之间的矛盾。在我们内部，则是极端薄弱的经济基础与巩固政权、支援战争、改善民生这三大任务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什么？是生产力的严重不足。
因此，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的经济成分和经济措施，都应予以保护和利用；一切削弱生产、破坏供给、有害于抗战大局的行为，都必须受到限制和打击。这是衡量政策对错的根本尺度，不是某本本上的现成词句，更不是莫斯科某个办公室里的一纸电文。
以此为准绳，我们便可以清晰回答当前困扰部分同志的几个问题。
关于公有与私有的关系。公有经济必须牢牢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这是原则，不可动摇。铁路、矿山、大工厂、银行、外贸，必须置于东北政治局和人民政权的控制之下。同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城乡私人经营，只要遵守政府法令、照章纳税、不从事囤积居奇和破坏抗战的活动，应该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并非“向资本主义投降”，而是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一面，同时通过发展合作社、壮大国营经济来逐步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对私有制的改造。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
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战争环境下，对粮食、布匹、药品、油料等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计划配给和管理，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对一般日用品和农副产品，应允许在一定程度内自由流通，以活跃城乡经济、弥补计划之不足。将一切交换行为都纳入计划，不仅技术上做不到，也会窒息经济的活力。
关于纯粹性与世俗性的关系。这个问题说到底，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问题。超越生产力水平，片面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纯粹性”，其结果不是先进，而是生产萎缩、群众不满，党的基础反而遭到削弱。反之，完全放弃党的领导和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听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泛滥，则会从根本上改变政权的性质，党就有变色的危险。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公有经济主导地位这两个根本前提下，保持经济政策的高度灵活性，一切以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支援抗日战争为转移。
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北满解放区的建设，正是这样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漫长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简单化、公式化的做法，任何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以及任何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当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绝不是用理论去“修剪”实践使之符合某个既定结论，而是依据实践去丰富和发展理论。
我们坚信，沿着《整风指南》所开辟的道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推进公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以灵活审慎的态度处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问题，北满解放区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内外困难，发展壮大。那些来自远方的教条主义指责，那些来自内部或左或右的糊涂思想乃至别有用心，都无法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让莫斯科的那些“同志们”继续抱着本本争论去吧，让内部那些走极端的人去空喊口号去吧。北满的共产党人，将在中国这片黑土地上，用活生生的实践，写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篇章。而这个篇章的最终评判者，不是任何外国的指挥棒，而是中国人民自己。
方向已经指明，道路已经开辟。前进，沿着实事求是的方向，继续前进！